賀蘭山頂積雪未消，在人跡罕至的蘇峪口深處，橫空出世的西夏官窯讓來自全國各地的考古專家震撼不已——這是西夏宮廷用瓷燒造地，使用的是北方的原料和技術，出產瓷器卻與景德鎮湖田窯的精細白瓷極為相似，素面薄胎、通透瑩潤。

“江西和寧夏距離這么遠，近兩千公里之外能有這樣相似的產品，起因是什么？”初次看到蘇峪口瓷窯址出土瓷器，景德鎮陶瓷大學講師張立非常震撼。

日前，“2025年蘇峪口瓷窯址考古新發現專家論證活動”在寧夏銀川市舉行，來自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、北京大學、復旦大學、故宮博物院等單位的30余名文博專家出席，現場踏查了蘇峪口瓷窯址、觀看了文物標本，并進行學術交流研討。

這是蘇峪口瓷窯址部分發掘現場航拍畫面。新華社記者 馮開華 攝　　

蘇峪口瓷窯址在2017年考古調查時首次被發現，遺址范圍約4萬平方米。從2021年到2024年，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復旦大學正式開展發掘工作，目前已發掘2400平方米，揭露出包括六座窯爐在內的完整作坊遺跡，并在窯場周圍發現了開采瓷土、煤、石英、石灰等制瓷原料與燃料的礦坑。

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秦大樹等人認為，蘇峪口瓷窯址作為西夏官窯，融匯了當時我國南北方高端的窯業技術。

秦大樹說，遺址區的饅頭窯、筒形匣缽、澀圈疊燒的裝燒工藝，尤其是作為制瓷燃料的煤，都體現了西夏制瓷業受到北方先進窯業技術影響。“以煤為制瓷原料，在北方很多地區直到金代才開始推廣，但蘇峪口瓷窯址在北宋晚期就存在了，應該是受到了北方當時最先進的磁州窯和定窯的影響。”

這是蘇峪口瓷窯址出土的薄胎細白瓷，硬度高、通透性強，具有玻璃質感。新華社發　　

北方的技術、就地取材的瓷土，如何燒出南方景德鎮湖田窯那樣細膩通透的白瓷？考古人員研究發現，蘇峪口瓷窯址出土瓷器中，石英含量及性能參數已經接近甚至達到了現代“高石英瓷”的技術標準，是我國“高石英瓷”的最早發現。

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朱存世說，蘇峪口本地出產的瓷土三氧化二鋁含量較高，無法燒制出通透細膩的白瓷，是當時的工匠創造性地在瓷土中添加了石英，提升了二氧化硅的比例，降低了三氧化二鋁的比例，才燒制出了與湖田窯極為相似的產品。在最近一次發掘中，考古人員清理出煅燒石英的窯爐——燒制過的石英更易粉碎。

“這將我國瓷胎‘二元配方’技術從元代提前到西夏，在兩宋時期全國窯場中首次發現，在我國窯業技術上獨樹一幟。”朱存世說。

來自全國多所文博機構的專家學者踏查蘇峪口瓷窯址現場。新華社記者 馮開華 攝　　

西夏的匠人，如何懂得這種技術？秦大樹分析認為，北宋皇室和文人士大夫階層青睞“極簡風”，素面薄胎白瓷是當時流行的審美風尚，這也影響到了西夏王室。“宋和西夏經歷過‘蜜月期’，在技術和文化上存在密切交流，我們推斷，很大可能是北宋官方派遣了南方和北方的優秀工匠來到西夏，幫助他們生產這種細白瓷。”

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員李政認為，蘇峪口瓷窯址的發現，首次說清了西北地區精細白瓷的生產面貌，并且解決了西夏宮廷用瓷的來源問題，以全新材料助推了陶瓷考古的發展。

此前，陶瓷考古界對西夏瓷的認知，停留在靈武窯發現的黑釉剔刻花瓷器上，而西夏陵、西夏佛塔等地出土的白瓷來源則一直未能弄清。考古調查研究發現，蘇峪口瓷窯址比靈武窯存在時間更早，是目前國內發現最早的西夏瓷窯址。

這是此前靈武窯出土的西夏黑釉剔刻花瓷器。新華社記者 馮開華 攝　　

“靈武窯的風格和金人的審美趨同，證明西夏后期的審美風格受到了金的影響。”秦大樹分析說。

作為一項重大考古發現，蘇峪口瓷窯址實證了兩宋時期多民族融合、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化進程。未來的發掘工作，將持續完善這一拼圖。（新華社記者馬思嘉 馮開華）

又訊：中國最早“高石英瓷”在賀蘭山深處現世

這是賀蘭山蘇峪口瓷窯址出土的花口碗（資料照片）。新華社發

在位于中國西北的賀蘭山蘇峪口深處，考古工作者發現了西夏宮廷用瓷燒造地。最新研究表明，這里生產的瓷器中，石英含量及性能參數接近甚至達到了現代高石英瓷的技術標準，是中國高石英瓷的最早發現。

蘇峪口瓷窯址地處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，距離西夏陵約40公里，在2017年考古調查中被首次發現，確認遺址面積約4萬平方米。

從2021年到2024年，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復旦大學正式開展發掘工作，目前發掘面積2400平方米，揭露出包括六座窯爐在內的完整作坊遺跡，并在窯場周圍發現了開采瓷土、煤、石英、石灰等制瓷原料與燃料的礦坑。

考古專家認為，從現場發現的“官”字款匣缽和窯址生產模式看，蘇峪口瓷窯址可確定為西夏官窯，所生產的杯盤碗碟等日用器皿，主要供應西夏王室。

西夏由來自青藏高原的黨項民族于公元1038年建立，一度與宋、遼、金并立，鼎盛時曾控制河西走廊，公元1227年被成吉思汗的蒙古鐵騎攻滅。其都城興慶府建于今銀川市，距離蘇峪口瓷窯址只有40余公里。

2024年10月24日，考古工作者在賀蘭山蘇峪口瓷窯址進行發掘（無人機照片）。新華社記者 馮開華 攝

蘇峪口瓷窯址出產的瓷器為薄胎細白瓷，通透瑩潤，硬度很高，與當時景德鎮湖田窯出產的白瓷極為相似。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柴平平說，蘇峪口本地出產的瓷土三氧化二鋁含量較高，無法燒制出通透細膩的白瓷，當時的工匠創造性地在瓷土中添加了石英，提升了二氧化硅的比例，降低了三氧化二鋁的比例，才燒制出了與湖田窯極為相似的產品。

在最近一次發掘中，考古人員就清理出煅燒石英的窯爐，而燒制過的石英更易粉碎。“這將中國瓷胎‘二元配方’技術從元代提前到西夏，在兩宋時期全國窯場中首次發現，在中國窯業技術上獨樹一幟。”柴平平說。

這種“二元配方”技術，并非西夏工匠憑空發明的。

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秦大樹分析認為，北宋皇室和文人士大夫階層青睞“極簡風”，素面薄胎白瓷是當時流行的審美風尚，這種審美也影響到了西夏王室。“宋和西夏在技術和文化上存在密切交流。我們推斷，很可能是北宋官方派遣了南方和北方的優秀工匠來到西夏，幫助他們生產這種細白瓷。”

專家學者認為，蘇峪口瓷窯址融匯了當時中國南北方高端的窯業技術，是西夏和北宋官方技術與文化交流的重要實證，是中國古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體現。

秦大樹說，遺址區的饅頭窯、筒形匣缽、澀圈疊燒的裝燒工藝，尤其是作為制瓷燃料的煤，都體現了西夏制瓷業受到中國北方先進窯業技術影響。“以煤為制瓷原料，在北方很多地區直到金代才開始推廣，但蘇峪口瓷窯址在北宋晚期就存在了，應該是受到了北方當時最先進的磁州窯和定窯的影響。”

此前，學界對西夏瓷的認知，一直停留在靈武窯發現的黑釉剔刻花瓷器上，而西夏陵等地出土的白瓷來源則一直未能弄清。蘇峪口瓷窯址的發現，解答了這一疑惑，以全新材料助推了陶瓷考古發展。

蘇峪口瓷窯址是目前中國發現最早的西夏瓷窯址，入選“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·2022年中國考古新發現”。（新華社記者馬思嘉 馮開華）

地理人文科普延伸閱讀

中國最早“高石英瓷”在賀蘭山深處被發現

在浩瀚的中國大地上，賀蘭山以其雄渾壯麗之姿，自古以來便是北方的一道天然屏障。近日，在這片古老而神秘的山脈深處，考古工作者們有了驚人的發現——中國最早的“高石英瓷”在賀蘭山蘇峪口瓷窯址現世。這一發現不僅填補了我國陶瓷史上的空白，更以全新的視角揭示了古代西夏王朝的制瓷技藝與文明成就。

蘇峪口瓷窯址位于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賀蘭山深處，距離西夏陵約40公里。2017年，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首次發現了這片面積約4萬平方米的瓷窯遺址。經過數年的考古發掘與研究，專家們逐漸揭開了這片西夏瓷窯的神秘面紗。

在這片古老的窯址中，考古工作者們發掘出了保存完好、結構完整的古代制瓷作坊遺跡。這些遺跡包括瓷土與石英加工、拉坯、修坯、上釉、燒成等完整的制瓷工藝流程。尤為引人注目的是，在窯址區首次發現了石英加工作坊、晾曬烘干作坊以及石英煅燒的窯爐。這些發現不僅為我們構建了一幅完整的西夏制瓷工藝流程圖景，更揭示了當時工匠們高超的制瓷技藝。

更為令人驚嘆的是，蘇峪口瓷窯址出產的瓷器中，石英含量及性能參數接近甚至達到了現代高石英瓷的技術標準。這是我國“高石英瓷”的最早發現，將瓷胎“二次配方”技術從元代提前至西夏。這一發現無疑是對我國古代制瓷技藝的一次重大突破，也為我們理解西夏王朝的文明成就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。

據考古專家介紹，蘇峪口瓷窯址可確定為西夏官窯，所生產的杯盤碗碟等日用器皿主要供應西夏王室。這些瓷器以薄胎細白瓷為主，通透瑩潤，硬度很高，與當時景德鎮湖田窯出產的白瓷極為相似。然而，蘇峪口本地出產的瓷土三氧化二鋁含量較高，無法燒制出通透細膩的白瓷。為了解決這一問題，當時的工匠們創造性地在瓷土中添加了石英，提升了二氧化硅的比例，降低了三氧化二鋁的比例，從而燒制出了與湖田窯極為相似的產品。

此外，蘇峪口瓷窯址的發掘還首次發現了完整的窯業資源組合。在窯址區同時發現了瓷土礦、石英礦、石灰礦、煤礦與水源等資源，這在我國陶瓷考古上尚屬首次。這些資源的發現不僅為我們揭示了當時制瓷業的繁榮景象，更為我們理解古代西夏王朝的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線索。

蘇峪口瓷窯址的發現無疑是對我國古代陶瓷史的一次重大貢獻。它不僅填補了我們對西夏瓷認知的空白，更以全新的視角揭示了古代西夏王朝的制瓷技藝與文明成就。這一發現將激勵我們更加深入地探索和研究我國古代陶瓷文化，為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貢獻智慧和力量。

站在賀蘭山腳下，望著這片古老的瓷窯遺址，我們不禁為古代工匠們的智慧和技藝所折服。他們用勤勞的雙手和非凡的創造力，為我們留下了這筆寶貴的文化遺產。讓我們共同珍視這份遺產，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，讓古老的陶瓷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煥發出新的光彩。

責任編輯：程家康